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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系列

医生钟鸣:援助吉林抗疫,就像对新冠的“复仇”

来源:澎湃新闻   发布时间: 2021-02-20 09:30:42   

2月8日,结束在吉林的救治任务,钟鸣回到上海直接进了隔离点,这是他连着第二年在外过春节。除夕那天,他接通了曾在武汉抗疫的“战友”们的视频,大家寒暄了许久,感慨万千。

2020年1月23日,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接到国家卫健委调令,支援武汉金银潭医院。他在这家医院的ICU病房里待了75天。

最恐怖的,远不是传染病医院里的超时加班,也不是初期防护物资紧缺、医护节俭着用的雪白防护服。对他来说,最恐怖的是对病床上的病人丧失医治能力的惊惧,和随之而来无边无际的自我责备。

他多次在采访中说自己“没尽力”,这显然并不确切。他试图描述的是一种失去力气的陌生感觉。

武汉“抗疫”的故事说了又说,钟鸣获得很多“辛苦”和“勇敢”的赞扬。但他还觉得缺点什么。他总想告诉别人,一个危重症医生失去了把握是什么样的感觉。

病人血压骤变,心脏骤停,应对这些变化本是他工作的常态。他说,一定要在头脑里搭建一个关于病理的理论体系。他带着它就感到安全。

记者问,撤离武汉时,对“新冠”明白了多少?“三分吧,是很浅表的了解”,他说。

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远离市中心,附近没有高层建筑,去年二三月间,四面包围着大风。边上的酒店里住满赶来支援的外地医疗团队。新闻里老在讨论ECMO(人工肺)是不是够用,当时,钟鸣的心里话是,他还不确定装上ECMO以后,又怎样医治——ECMO根本不是个医疗手段,任何时候都不是,它只维持病人生病体征,给医生赢得时间,可有时间又怎样?


2020年2月12日晚,武汉金银潭医院灯火通明。 长江日报记者 远征 摄

他同时看护很多病人。钟鸣说,有时病人数量多也不困难,可是,“新冠”病人的各项生命体征变化都快,防护服的数量却少,有时要“紧着”护士。病人的情况又有变化,要病危了,护士和其他医生先穿防护服去看。他们看不明白,问他怎么办。他也不明白。

这与他往常的工作状态太不一样。他像一座钟,这一回他走不准。下一回他还不准,再下一回,他还不太准。

病人昨天还在吃饭、喝水,与他谈话,第二天,神志清醒的情况下,病人气道压力抬高,气管里充满二氧化碳。他安排上呼吸机“高流量吸氧”,像给涨满气的气球打气一样,打不进去。病人走了。

钟鸣后来才明白,很多黏冻样物质堵在他们小呼吸道的终末端。但他坦言,远不能确定合适的应对方式。

时间洗刷了大多数的痛苦回忆,钟鸣最近对记者说,有的事要是现在还不忘记,那就永远不可能忘记。他记得那些求生的眼神。

“你觉得你对下属变严厉是应该的吗?”听闻钟鸣受武汉工作的影响,目前对团队管教更严,记者追问。

“可能他们逐渐就适应了。也有可能他们努力一下,达到了我的高要求,那我就又不严厉了,你说是吧?”

1月18日,他还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境外输入型新冠患者救治,第二天再次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指令,去吉林援助抗疫。

就像去年一样,他迅速回家收拾了行装,带了许多厚衣服,对付东北的冬天。他还带着一点“复仇”的感觉,重新面对新冠这个老对手。

钟鸣说自己一贯感性,去年4月他从武汉刚回上海,随随便便地哭起来。不过他最近 “康复”了。

过去大半年,他看了许多论文,昼夜思考总结,做事情更“有条理有章法有逻辑性”了。从吉林回来,他自我评价干得还行。

给病人上机器、开一剂药,得到的效果是他能预料到的。他校准了自己。科学精神使人免于恐惧。


以下是与钟鸣的对话】

澎湃新闻:您除夕晚上怎么过的?

钟鸣:在隔离点的酒店,一方面跟家里人视频通话,看了他们丰盛的晚宴。另外跟在武汉的战友,有一个云吃饭的环节,之前我们就约好要线下聚,但因为疫情关系一直没有机会。所以在除夕那天的晚上,线上聚了一下,寒暄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去年这个时候,还处在一种五味杂陈的情感中,面对与日俱增的病例,面对大量我们并不了解的病例,有很多的困惑和疑问,遭受很多打击,也受到鼓舞,有很多感慨,人间百味都尝尽了。

澎湃新闻:去年快回上海的时候,您对新冠的了解是怎么样的?现在当然是“老对手”了,当时了解到了几分?

钟鸣:当时大概了解三分。

澎湃新闻:听上去您对当时的自己不满意?

钟鸣: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……所以,在回上海后的各种总结中,包括对专业知识的总结,以及一些感性的、勇气层面的总结,我都感觉不够。其实,我有非常多的遗憾留在武汉。我感到自己没有尽力。

澎湃新闻:您在武汉的“挫败感”是怎样的?您当时怎样面对“挫败”这种以前都没有遇到过的、连续的感受?

钟鸣:平时在工作中,可能对一两个病人的工作做得不够好,会有短时间的挫折感,但还谈不上挫败。一般做得不好的病例,我们很快就会去总结,在下个类似病人那里改善、提高。

但在武汉,连续不断地有病人恶化,而且都是超出预料的不好。这种是真正的挫败感。

作为一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,在病人的床旁坚持,这是一种这么多年职业训练的本能。职业训练告诉我们,病人出现这种那种不好的情况,我们应该怎样去做。

(但是开始的医治尝试效果都不理想。)有一段时间,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意义,只是看到身边的同事,有的比我年轻的,也在坚持,我是组长,更不应该去退缩。

我一度觉得,这毛病是不可战胜的,我是不行的,我就是不会看这毛病的。

但看到病人求生的眼神,没有办法,(那种眼神)让你觉得,你要发挥你更多的潜力去做,不然会遭遇到更严重的良心上的谴责。

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,医护人员使用体外人工膜肺来替代肺的工作。澎湃新闻记者 郑朝渊 图

澎湃新闻:良心上的谴责?

钟鸣: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,觉得我们没有尽力,做得还不够好(有的病人没抢救过来)。

刚回来的时候,泪点非常的低,甚至会很容易就伤感,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。有一段时间,每天都要沉浸在对(武汉)那段时间发生事情的回忆之中。我相信大多数去过武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

澎湃新闻: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医生,应该见过许多生死,为什么武汉的经历还是有这么大的冲击。

钟鸣:确实我们专业看过非常多的生死,因为死亡是大自然的规律,当我们知道生命是无法挽回的,会很平静地接受这件事情。但在武汉我们心里没有准备好,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不了解,所以有反复不断的病人,没有在你的意料之中就恶化了,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。

澎湃新闻: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自我调节吗?

钟鸣: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想,但是做不到。我自己状态真正好回来就是去上班了,回到熟悉的工作环境,然后让那些正常的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。

澎湃新闻:在隔离点的时候,怎么去跟那些回忆做斗争?

钟鸣:就不停翻看我们工作群里的对话,去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,然后也去总结那些病人的资料和数据,不停去和曾经在武汉金银潭的战友聊天,我们经常会聊得非常的晚,从七点聊到半夜两点。

也会用线上的会议软件,轮流唱个歌或者念首诗,大家在一起彼此倾吐交流,甚至只要看到对方的人在那里说话,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慰藉。

澎湃新闻:是那种紧绷的神经放松不了的感觉。

钟鸣:无法释怀,一下子离开武汉,发生了这么多事的地方,反正从我个人来讲没有办法短时间释怀的。

澎湃新闻:您现在还会经常想起那些想要活下去的求生的眼神吗?

钟鸣:会,要是现在还记得,那就永远不会忘。

澎湃新闻:武汉以后,您觉得这样的事情会影响到很多工作的自信心吗?我觉得这种需要快速反应的工作很需要一个果敢的精神,武汉的经历会影响到您决策的敏锐吗?

钟鸣:它不会影响到我的自信心,反倒是增强了我的自信心,从武汉回来之后,再去面对日常的工作,我觉得都不那么难了。

(反过来)医院的很多同事都觉得我从武汉回来,好像性格上有点改变。比如说这个病人情况不好,某一项指标恶化了,我就一定要他详详细细地告诉我这个病人为什么会不好,如果他只是说搞不太清楚,那我就要就火了,我就说你能够这么容易的走到病人床边,获取病人这么多信息,你有什么理由还搞不清楚。

我经常对他们说,这些工作做得不好,是没有理由的,我们在武汉那么困难的环境下面,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好,现在条件非常的好了,没有理由做得不好。“做得不好,就是你不够努力,你没有迸发出你应有的力量”。

澎湃新闻:如果那时我对您说,“钟医生,您已经是挺好的大夫,有的事不应该怪您”,您会如何回答?

钟鸣:大家都是从关心我和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些话,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情感上、情绪上的波动。只有让这种情感在自己的内心沉淀下来,靠时间消化,才能够真正地平静下来。

近一年,我也在看各种论文。经常有很多好的文章出来,会回答我之前的一些疑问,也有一些疑问,我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。

我也慢慢给自己搭建一个理论体系,比如说,为什么当时遇到的这个病人会这样,为什么会突然呼吸衰竭,用呼吸机治疗效果不好?那个病人为什么血压有这种表现,心跳为什么会停?

很有意思的一点是,在武汉金银潭看到的一些病情最重的病例,在后面的工作中反而没那么难处理,这也是让我们有很大疑问的地方,我还在思考,是我当时做得不够好,还是这种疾病就是有这个规律特征?

澎湃新闻:通知您要去长春做志愿的时候,您当时怎么想的?“又要碰上它了”这样吗?

钟鸣:我其实有心理准备,我很坦然、很平静。从武汉回来之后,无论是心理上、还是专业上,我都一直在反思总结,实际上就是一种准备。就像一个士兵,练兵很久,终于有机会可以到战场上去检验一下。我就觉得,终于又有了一个可以去重新检验的机会。

澎湃新闻:会有一种复仇的痛苦的快感吗?

钟鸣:有一点点这个感觉。

这次明显感觉,有了后面大半年的总结,重新面对“新冠”,我做得比之前好太多了。长春的工作基本回到了我平时上班的节奏——病人的病情的演变,我们要做哪些事情,都是非常有条理、有章法、有逻辑性的,我又回到了平时的这种工作状态。

所以我现在特别开心。感觉离开武汉这么长时间后,心里留下的“小疙瘩”好像解开了,欠下的那样东西终于还上了。

澎湃新闻:您觉得会永远对下属严厉下去?

钟鸣:我觉得武汉的经历对我有深远的影响。但也可能他们逐渐就适应了,也可能他们努力一下,达到了我的高要求,那我就又不严厉了,你说是吧?

澎湃新闻:您已经有很长的工作经历,那么,使“新冠”病人得到病情缓解,会让您感到一些特别的喜悦吗?

钟鸣:平时我们看到病人治好了,还是会有喜悦的感觉,看到一条生命因为你获得了挽救,这种感觉是不会麻木的。每一个人、每一条生命都是不一样的,这感觉不会麻木。

但对于“新冠”病人,这种喜悦的感觉会更强烈那么一点。不仅仅是拯救了一条生命,或者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,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有之前武汉的情结。

很有意思,后来我们到长春整建制接管的病房,本地的团队也去过武汉,而且是最后撤离的整建支队伍中的8支整建是队伍中的一支。所以我一进他们的病房,我就感觉很有亲切感。虽然我在的时间不长,而且工作压力很大,我们还是跟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澎湃新闻:以后如果您又重新回忆起当时那种深刻的挫败感,您打算怎么安慰自己?

钟鸣:我觉得不大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时间挺有意思,它会自动留下你认为值得珍惜的部分。我现在回忆过去,一些负面的,悲伤的东西正在慢慢淡忘。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令我感动的人和事情。

我们和武汉本地的战友、其他地区的支援队刚分开的时候,我们就说,将来一定会再去武汉去互相看望的。我们都约好了,以后要一起再回去看,非常期待这一天。还有一个同事,说他已经泡好一瓶梅子酒,打算等回去的时候打开来喝,所以肯定会有这么一天。

澎湃新闻:今年有什么展望吗?

钟鸣:对我个人职业和学术发展,我带的团队都有一些工作目标,希望这些工作目标能实现。也希望全球疫情可以彻底控制下来,这几天我们看到新发病例曲线是往下走的,这都是好的现象,希望今年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和工作,不需要再为疫情做特别的事情。
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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